外滩画报专访世界眼科权威约根森博士

在约根森的家族里,他是唯一的医生。他的祖父辈有着贵族血统,几代都是做造船生意的,但是约根森博士没有成为家族生意继承人。他说眼科医生这个职业更能满足自己精密加快速的刺激和成就感。约根森拥有25年眼科手术经验,是德国顶尖医学专家,他创办欧洲最大的眼科连锁机构EuroEyes。在EuroEyes的明星病患名单里,既有欧洲的F1赛车手、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有获得“歌德奖”的德国作家。两年前,他在上海金茂大厦创办了“德视佳”眼科诊所。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表示:“我感觉自己在创作一个剧本,一部试图改变中国人看病传统的奋斗剧。”

每天只睡4到5个小时,上午密集手术20例,紧接着休息一会儿,吃几片面包,和术前检查医生沟通片刻,下午继续站上手术成10多例手术。晚上6点准时前往健身中心报到。

这是德国医生约根森在上海的“工作节奏”。今年59岁的约根森博士,有着男模般高挑的身材,脸庞清瘦,目光锐利,让人联想到美剧里的豪斯医生。由于保养得当,他至今还没有遇到老花问题。

根据他自己介绍,惊人充沛的体力,来源于他对户外运动的偏爱。除了站上手术台外,他爱好骑自行车、游泳和高尔夫。在德国的时候,他经常参加自行车骑行比赛,3小时内必须完成120公里的骑行,高强度的锻炼,既锻炼了耐力,也练就了一副好眼力。

1993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纽曼眼科研究所学习归来的他,在汉堡创办了第一家眼科诊所。那段时间,他把激光治疗屈光近视的手术带入德国,并将白内障手术从需要住院5天的临床手术,变成无需住院的门诊手术。此后,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在欧洲建立了18家手术中心。2005年,他创立了德国LASIK-TV认证体系,代表了LASIK激光手术的最高标准,作为评判最佳手术机构的金标准,在德国被眼科医院广泛使用。

2010年和2011年,德国严肃类新闻杂志《Focus》将他列入“德国顶尖医学专家”名单,其中2011年评选出的3位医生中,他被称为“汉堡地区屈光手术和白内障手术领域的唯一顶尖医生”。

在EuroEyes的明星病患名单里,记者看到既有欧洲的F1赛车手,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有获得“歌德奖”的德国作家。在欧洲的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为什么约根森会在两年前将目光聚焦上海,开设EuroEyes在亚洲的首家诊所?

原来,三四年前,约根森发现,在他欧洲诊所里,中国患者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之前,只有少数中国人前去咨询问诊,后来发展成每个月都有三四十人。工作上的直觉和经验告诉他,在中国投资,具有一定的前景。

“以前中国大多数国际诊所背后有多种风险投资,而德视佳全球所有诊所,包括中国金茂的诊所,均由医生作为投资及管理方,完全以医生的职业判断来确保诊疗质量与经营的双向平衡,由医生作为管理者做出决断,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医疗质量。我感觉这将是一部试图改变中国看病传统的‘奋斗剧’。”约根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从约根森的简历看,从业25年的他,一共做过10万多例眼科手术,其中包括5万例白内障和青光眼手术,5万例激光屈光矫正手术。而他所创办的EuroEyes,是全球实施ICL晶体植入术(针对高度近视)以及多焦点人工晶体置换术(针对老花眼矫正)最多的眼科医疗机构。

高效的手术背后,是医生团队明确的分工。记者查阅后发现,在德国手术医生早就从繁琐的医疗文书中解脱出来,让手术医生花时间去写病案文书被看作一种资源浪费,为了使得手术医生价值最大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第一线接待门诊病人及做手术,经常参与国际化的学术研讨,不断汲取新技术新知识。

德视佳上海诊所在医生职能方面,依旧沿用德国的高效分工,记者看到4位医生团队中,约根森和另一位德国医生约翰?鲍尔森医生负责手术,其他两名医生则负责术前检查和术后跟踪,并不会站上手术台。

“每个人每只眼睛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约根森最喜欢用来形容自己职业追求的表达。他介绍说,“通常,为了保证德国品质,病人的初诊,我们都会交给德国医生来负责。”根据记者了解,在德国,检查医生的初诊,有一套极为严格的流程。术前检查按照传统的医疗指南,让病人充分了解自身状况,参与并全面了解治疗方案,并将具体的诊疗过程详细地告知病人。术前谈话单是全德国统一的,一般有三到四页纸,还有图片讲解和说明,患者非常容易理解。在德视佳,一位在欧洲EuroEyes工作多年的资深德国医生负责术前初诊,医生姚文琴,负责术后跟踪、复查。2012年姚文琴在EuroEyes汉堡手术中心接受角膜屈光手术和ICL晶体植入手术培训。

一位从其他眼科医疗机构跳槽来德视佳的员工告诉记者,她听到医生在术前谈话中,说的最多的却是“术后”。“跟中国眼科医疗机构相比,德国诊所更注重术后视觉质量的评估。它们把手术后长期的视觉健康和最佳视觉质量作为手术方案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事无巨细地告知患者术前术后注意事项,并如实详细地告知患者不同的恢复阶段将会有何种状况,让患者充分享受了知情权,减少术后恢复期的迷茫和困惑。

除了术前术后的检查标准流程之外,德国从事激光手术的眼科诊所,还有一套名为LASIK-TV的认证标准。这是2005年约根森创立的认证体系,其中包括规定医院的全部医生在过去5年独立成功完成眼科激光手术超过1000例,在患者满意度,卫生环境等各个领域对手术质量和安全标准进行了全面规范。2007年,德国知名新闻周刊《Stern》撰文报道,LASIK-TV被列入为“质量标志”,为选择眼激光诊所提供了选择依据。

“其实现在中国医院的硬件设施很好,医疗设备也很先进,最终决定选择这家,还是信赖‘德国质量’。”一位30出头的上海女白领告诉记者。前不久,她在约根森手中接受了ICL晶体植入手术。终于甩掉了戴了十多年的1000度眼镜。双眼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比普通医院眼科的手术费贵了不少。

一个在洗手台发现的小细节,让这位中国患者顿时觉得为了珍贵的双眼这多花的钱是值得的。当时,她与一位刚洗完手的医生擦身而过,那位医生告诉她,在德视佳,所有洗手台的凹型弧度,都是经过测量设计,保证溅出来的水,不超过底部的30公分。

此后,这位病人更是体验到那些在中国公立医院感受不到的“德式清洁”。比如,每次在综合验光和检查屈光度的时候,她的下颚碰到机器之前,医生会先把一张薄薄的纸片垫在机器上,再让她把头伸过去。“每当有机器需要和皮肤接触,医生都会实现准备隔离的纸,用一次,扔一次,毫不心疼。”更加让她惊叹的是,所有的注射器抽吸药液,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一次性德国制造的过滤器,以防药液污染。这可是在国内的医院里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接受手术期间,她被要求穿上一套蓝色的一次性手术服,医生在专门的手术服外面也套上一件,一旦手术完毕,两件衣服都被扔进特定的医疗垃圾桶。

而德国手术室的门更加神奇。它的开关居然设计在脚下,当医生需要开启手术室的时候,用脚轻点,门就会自动打开,背着身子进门,手举起放胸前,这样一来就不会污染双手。

约根森博士介绍说,在德国的医疗机构,都会设有诊疗流程及医疗卫生环境监控部门。在德视佳,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叫做“质量经理”。当上海诊所开办前,这位“质量经理”曾详细列出清单,需在中国采购的产品,比如洗手液,消毒液等,都是有中国代理的德国品牌,他派专人负责监督。“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为了采购这些产品,费了好大的劲儿。”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

在约翰森的家族里,他是唯一的医生。他的父亲和祖父辈,有着贵族血统,几代都是做造船生意的。约根森小的时候,被顺理成章按照继承人的套路来培养。可大家没想到,这个男孩小时候,不太一样。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但特爱一个人捣鼓,动手拆装一些玩意儿,越是精密要考验手艺,越是其乐无穷。“而且我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更喜欢立竿见影的感觉。”

长大以后,约根森发现:还有什么,比眼科医生这个职业,更能满足自己“精密”+“快速”的刺激、成就感。于是,他在南丹麦大学完成医学本科后,前往汉堡艾本德眼科医院(今汉堡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医疗培训。后来,又在挪威、瑞士、德国和西班牙多家私立眼科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他发现自己对屈光手术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飞去当时该领域顶尖的眼科研究中心——佛罗里达的纽曼眼科研究所,接受有关屈光手术的培训。

1993年,学成归来的约根森,在汉堡开设了第一家旗舰诊所。他把他的家族塑造成“无眼镜家族”,那些近视眼、老花眼患者,全部都由他动手术。后来时间长了,兄弟姐妹,妯娌连襟……都来了。连邻居也慕名而来,希望约根森给他们“摘眼镜”。

真正让他在眼科医院界名声雀起的是上世纪90年代,是他主张将当时还是住院手术的白内障手术,变成随诊的门诊手术。他回忆说,与政府的博弈,是一段相当艰辛的过程。当时,那些做完手术感觉良好的病人恳求他说:“我不想住院,我想马上走“。根据他的经验,以及对手术水平的自信,他认为把白内障手术变成门诊手术是可行的。于是,他向政府提出了请求。“当时争取了很久。因为政府希望可以多一些床位,但最终我还是赢了!”

约根森说,在德国,有一句俗语,叫做“不敢赌一回的专家,就不会是一个真正有权利的国王。”作为一个敢于创新的眼科医生,他愿意为病人“赌一回”。

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约根森是把激光治疗近视屈光手术带入欧洲的“第一人”。他至今还记得那是1992年,他为一位近视两眼400度和500度的病人实施了这项在当时来看相当冒险的手术。“手术结束,我接受了鲜花、美酒和掌声。但我觉得病人更是勇敢的,我也为他鼓掌。”

记者在德视佳诊所看来,这样的“冒险”同样在上演。10月初,诊所来了一位98岁高龄的老太太,由儿子推着轮椅进来,神色黯淡,儿子的神情也有些焦虑。原来,这位老太太患有白内障,原本打算在上海的公立医院排期手术,结果被好几家医院的医生劝退了。后来,孝顺的儿子经过多方打听,找到德视佳寻求帮助。

经过严格的术前检查,德视佳的医生发现,老太太虽然年事已高,但个性开朗,思路清晰,无论是眼睛状况,还是身体条件,都适合手术。不过,在手术之前,医生还是将术后可能遇到的风险一一详细地告诉她和儿子。“病人无论年纪多大,都有权享受最好的生活。”德视佳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德国,医生就是需要担责任的,不可以无限夸大你所担心的问题,不可以选择逃避。”

最终,老太太在十一长假结束后成功进行手术,两天后复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老太太的脸上,乐开了花,还和周围的病友聊起天来。

记者询问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华裔周女士,她告诉记者,在德国实施的是全民医疗。如果白内障到了严重的程度,家庭眼科医生就会建议病人去当地的大医院,比如教会系统的医院,大学附属的医院,或者手术中心就诊,适合手术的情况下,医生不能拒绝。

根据德国著名民调机构阿伦巴赫研究所今年9月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6%的德国人认为,医生是最值得尊敬的职业。该研究所认为,过去20年,医生这一职业一直保持超过70%的受尊敬度,与德国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关。德国医生对工作一丝不苟:他们总是以姓名尊称自己的患者和家人;与患者交谈时的任何动作、眼神和预期都投射出关爱和理解,而且非常有耐心;平时他们不仅仅关心病人的病情,更愿意像朋友一样,与病人交流生活中的话题。

当时,在老太太的手术室里,一位工作人员就曾亲眼看见,主刀的德国手术医生,很自然地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护士把病人从轮椅上抱下来,放到病床上。手术结束后,也是自然地将病人抱回轮椅。

走在德视佳上海诊所,会发现它特别明亮安静。所有医护人员说话都轻声轻气。整个诊所由红、白、灰三种颜色构成。白色的工作台,底墙全部漆成一种暗红色,据说是创办人约根森有天在柏林一家餐厅吃饭,被那抹低调深沉的红深深吸引,于是问老板要了色号,如今欧洲18家EuroEyes诊所也都是这个颜色的底墙。原本不起眼的乳白色的电源插座,被漆成银灰色,反而衬托出红墙的大气。

“这是个让人很舒服的地方。”一位德国患者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依云,一边感叹说。之前他在上海一家公立医院挂号看眼科,淹没在拥挤的人群里等了又等,最终还是逃了出来。“实在是太吵闹,有些受不了。”

由于约根森是德视佳的创始人兼主任医生,他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这间诊所,他把四周的墙壁上挂上他收藏的莫奈的风景画仿作,增加整个空间的宁静和舒适感。但他也有自己的烦恼。他感觉自己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说,目前中国已出现不少国际高端医疗机构,他们背后的资金成分比较复杂,而德视佳。则是我们医生自己做主的、以医疗为本的连锁机构。“我感觉自己在创作剧本。”他说,“这既是一部试图改变中国看病传统的奋斗剧,也是一部融入中国社会的探索剧。”

约根森为筹备上海诊所花费了两年时间,期间往返中德20多次。期间,他学习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与媒体交朋友,最终顺利拿到中国医疗经营许可。他说,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根据他的了解,中国近视眼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两倍,而且高度近视眼比例尤为突出。他注意到,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外资进入国内医疗卫生市场。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更将汇集一批国内外高端医疗机构,从而构建一个现代化医疗服务平台。

如今,约根森每个月的工作时间1/3在上海,2/3在欧洲,每个月他都会飞来上海接待患者、进行手术。回到德国的日子,他也在“巧妙”地为中国患者服务。他有个特别的习惯,每位术后患者,他都要跟他们合影留恋,患者一张他收藏一张,并在术后恢复期给每位患者寄一封亲笔信,让患者感受到他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很真诚地告诉每位患者:“我很高兴成为您和您全家的视力保健专家”。

在中国,由于引入有些先进技术、设备和治疗方案需要审批流程,中国实施时间可能晚于欧洲数年。于是,他的团队联合中德两地的优质旅游机构,着手为有需要的患者安排起一条龙服务,去德国EuroEyes做个视力矫正手术,顺便完成欧洲游,翻开“完美视界,德国之旅”的旅游医疗新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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